有哪些原本只是一个小消息，但回看发现是个惊天大新闻的例子？

晴天开摩托

「有个来自湖北的大学生在广州收容所里死了，家属正在四处申诉。」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在网上寻找新闻线索时，无意中看到了这则简短的留言，由此揭开了一个普通公民的死亡真相。
2003 年 3 月，正当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疫情时，普通公民孙志刚走在大街上，却被收容遣送，几天后在广州的一家精神病医院「猝死」。
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在此之前，那里已经死了几十个人，没有人试图去弄清楚，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这一次是个例外。
孙志刚的亲友和媒体记者，在屡屡受挫之后，仍然坚持不懈地追问、挖掘，最终将真相公之于众。如今，当我们上亿打工人在祖国大地上自由迁徙、自我调侃时，同样不能忘记这些追问：
一个普通大学生，为什么会被收容遣送？
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又是如何死去？
真相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才终见天日？
孙志刚之死，谁该付出代价，又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换来了什么？

学设计的孙志刚自画像

晴天开摩托

2003 年暮春初夏，孙禄松的生活忽然就被谎言填满。谎言主要有两种类型，不管哪一种，都事关人命。

首先是关于他的大儿子，孙志刚。3 月 20 日，孙志刚的同学突然打电话给他，说孙志刚死了。
怎么死的？
医院的护理记录上，白纸黑字写的是「猝死」。死因：脑血管意外，心脏病突发。
怎么会死在医院？
严格地说，那也算不上正规的医院，而是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前身是广州市精神病院。
孙禄松震惊了。儿子是大学生，怎么会被收容？他患有心脏病，家里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才 27 岁。
但除此之外，孙禄松一无所知。他给小儿子孙志国打电话，说他大哥在广州出了大事。他对妻子吴汉英说谎：「志刚得了『非典』，我要去照顾他。」
那个时期，「非典」疫情正在广州爆发，因此吴汉英对老伴儿的话深信不疑。

当天，孙禄松、孙志国以及其他几位近亲坐上火车，连夜从湖北奔赴广州。在火车上，孙禄松无法停止哭泣。警察上前询问，孙禄松老实说明了情况。
不会的，警察安慰他，如果真是你儿子死了，打电话通知你的会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怎么会是他的同学？
在当时，这些话一定给了孙禄松希望。他紧紧拽着这根救命稻草，以至于很久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仍能复述出来。
可是到了广州，孙禄松的希望破灭了。孙志刚在广州的室友成先生（化名）和另外几个同学，来火车站接他们。跟随这些朋友，孙家人来到的地方是殡仪馆。

孙志国看到自己的大哥躺在那里，一只眼睛到死了都没有闭上。他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同时也感到迷茫，「我们当时都太伤心了，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尸体一认，人都傻了。」
稀里糊涂，是孙志国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在大城市广州，他们人生地不熟；更糟糕的是，他们既没有文化，也没有钱，连公共汽车怎么坐都不清楚。
在老家，湖北省黄冈市幸福村，孙志刚是他们的骄傲。他是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几乎以全家人的命运为代价。
孙志国，为了让大哥上学，初二就辍学打工。他学做厨师，从 14 岁开始，他的世界就开始围绕着厨房。孙禄松，一个老木匠，靠给公园修建亭阁为生，一整年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块钱。吴汉英，一直种地，近几年她身体变差，经常流鼻血，农活便干不成了。为了让孙志刚完成学业，一个农村家庭欠债五万多。
1997 年，孙志刚考上武汉纺织工业大学，专业是艺术设计。家里人都高兴坏了，大宴乡亲，酒席摆了九桌，电影放了两场，村支书都来祝贺。



孙志刚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文化人，是全家的希望。孙禄松依然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孙志刚对他说的话。2003 年 2 月 6 日，大年初六，孙志刚背上两包行李，准备去广州。他说要回报父母和弟弟，要买小车，买房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现在，他安静地躺在殡仪馆里。
一群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孙家人回到成先生家里，打地铺，商量办法。
无论如何，要讨一个说法。也是从这时候起，孙家人就变成了皮球，被不同的人和单位踢来踢去。

他们先在广州咨询了一些律师。广州的律师一听，都不敢接这个案子。然后，他们跑去派出所、检察院、公安局……这些单位仍然让孙禄松感到稀里糊涂，「这里跑那里跑，被推来推去的，搞不清楚该怎么办。」
有一天，又是在外奔波一番之后，孙家人在饭馆吃饭。一个男人上前搭话，「你们是黄冈的？」
孙家人说是。

男人说：「我也是湖北的，我是律师事务所的。」
是热情的老乡，孙家人以为有了转机。
可是后来男人说，这个案子律所的主任不敢接。
男人提出个折中的办法，「你们出点钱，写写材料吧。」
孙家人的钱包早就见了底，只剩下三百块。
男人勉为其难，接过钱，答应下来 。

后来，孙家人拿着那一纸材料去找法院，又被法院拒绝了。
孙志国记得，「法院说材料是不收的，要诉状才行。」
唯一一家收了材料的单位是民政局。收了材料后，民政局把他们踢给了卫生局。到了卫生局，那里的人又把他们踢给了医学会。到了医学会，他们建议去做法医鉴定。
转眼间，已经来到四月，真相似乎遥遥无期。

「我们找了这么多部门，心灰意冷……当时真的没有信心，心想，人就这样冤死了？」孙志国不服气，可又无能为力。同时，他不得不让另一个谎言持续下去——母亲仍然以为大儿子还活着。每次打电话，吴汉英都会问：「你们喂他喝牛奶没有？喂他吃稀饭没有？」然后便是失声痛哭。
他们凝视着黑暗的深渊，唯一能看清的真相是，孙志刚不可能死于心脏病。
那么，孙志刚死亡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那深渊有多黑暗，才让一个又一个律师望而却步？

多亏了孙志刚的同学们——艺术系美 971 班的同学们，他们三次捐款，才让孙家人在广州坚持了下来。也多亏了这些善良的同学，正义的火炬才能被传递到记者手上。事实将再一次证明，调查记者与深度报道，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迷离的时代，显得多么难能可贵。

晴天开摩托

2003 年 3 月，也就是孙志刚出事的同一个月，《南方都市报》深度版成立。最初的七名记者里，就有陈峰和王雷。

陈峰，原本在《郑州晚报》担任副总编辑，他宁愿放弃高位，在《南方都市报》做了一名普通的深度报道记者。

三月底的一天，他在网上寻找新闻线索。在西祠胡同桃花坞版块，他看到一则简短的留言：有个来自湖北的大学生在广州收容所里死了，家属正在四处申诉。留言的是一位姑娘，在北京读传媒专业的研究生。孙志刚只是她同学的同学，两人并无直接关系。
陈峰不是第一个看到这则留言的记者，为什么其他记者没跟进呢？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条新闻做不得，就算做了也不可能刊发。

陈峰不信这个邪。他立即向记者部主任汇报，问他能不能做。主任说，可以报道。于是，陈峰和王雷的战斗开始了。

在陈峰出差期间，王雷紧紧跟着这条线索。

王雷，和孙志刚同龄，27 岁。他感到自己和孙志刚有相像的地方，「我们都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再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打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人生拼搏。」

孙志刚比王雷更「激进」一点。孙志刚总是说：「把这个社会改变一下。」

改变，是从孙志刚之死开始的。改变，也是从王雷找到孙志刚的家人开始的。

在王雷的再次建议下，孙家人通过同学、亲戚筹集了 4000 块钱，决定去做尸检。

2003 年 4 月 3 日，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孙志刚的尸体正在被解剖。从他的身体表面看不出明显伤痕，但是，当法医切开他的腰背部，却发现皮下组织大面积出血，厚度达 3.5 厘米，面积约为 60×50 厘米，出血区域几乎覆盖整个背部。尸检人员又翻开他的肌肉，看到的都是黑色血块。根据法医解释，这说明孙志刚的背部曾遭受钝器暴力反复打击。而且，在孙志刚的两个肩膀和膝盖上，布有圆圆的黑印，直径约 1.5 厘米。尸检人员嘀咕了一句，这肯定是火烫的。

法医还检查了孙志刚的内脏器官，证实他并不是死于心脏病。终于，2003 年 4 月 18 日，孙志刚的真正死因重见天日。鉴定结果出来了，上面明确写着，「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孙志刚是被打死的！打死的！」孙禄松将这个结果告知王雷。

一个真相揭示了，更多的谜团笼罩而来。是谁打死了孙志刚？为什么要打他？他为什么会被收容遣送？

为了调查，王雷假装孙志刚的家人，混在孙禄松、孙志国当中，前往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

这又是一个被当球踢的过程。

记者和孙家人走出这些地方。在他们背后，深渊也在凝视着他们。王雷记得，一股寒意从后背升了起来，那个时刻，他真正感受到收容制度的可怕。当时，他和陈峰走出收容站，看到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一张又一张，一层又一层，上面那些曾经鲜活的名字沉默了，也许就此永远沉默了。

但是这一回，孙家人、同学们、记者们，无法保持沉默。

2003 年 4 月 24 日晚上七点左右，王雷和陈峰结束采访，回到报社。分管的副总编杨斌要求他们当天晚上就把稿子写出来，上版，以免夜长梦多。晚上九点，六千字左右的稿子写完，编辑立刻上版。社里有人提议，要取一个煽情的标题，要强调孙志刚的身份——大学生。

最后，这些都被否定了。记者、编辑们定了一个最冷静的标题：《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因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和他的身份、学历、地位、财富都没有关系。当人们读到这份报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危害，是法律导向的邪恶。

这样的报道，牵涉层面如此之广，真的能发出来吗？

深夜十点多了，王雷和陈峰还没吃晚饭。他们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到报社门口，各自点了一碗河粉和一瓶啤酒。那时，编辑拿着他们的稿子，去了一位报社领导家里，征询他的看法。领导看完后，决定了，这个报道，要发出来。
2003 年 4 月 25 日，在上班路上，经过报刊亭，无数的打工人看到了孙志刚之死，也看到了他为自己画的黑白画像。

举着孙志刚自画像

《南方都市报》关于本案的原始报道。右上角举着孙志刚自画像的人，是他的弟弟孙志国

舆论沸腾了。当天早上 9 点多，王雷来到报社上班。热线部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一早上已经有两千多个读者来电。他们讲述孙志刚之死带来的震撼，讲述自己被收容的经历。王雷记得有一个人，他不是打工人，而是老板，他打电话说，自己曾经被收容过四次！
这一事件从地方影响至中央，再从中央辐射到地方，更多的媒体开始争相报道孙志刚案。《北京青年报》发表题为《大学毕业生因何命丧收容所》的深度报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紧紧跟进，还有《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武汉晚报》……
更大的改变随之而来。

见报半个月后，当地政府找到孙家人，让他们从出租屋搬到了酒店。当夜，广东省委一位副书记带人前来慰问他们，并且给了一万多块钱。但是这些还不够，他们求的是一个真相！
中央和广东省委领导高度重视孙志刚案。时任公安部部长先后做了七次批示，明确指示要坚决依法彻查此案。很快，公安部派出工作组到广东帮助指导查办；省、市政法委，纪检，监察，检察，公安，民政，卫生等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省、市政法公安机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

案件的侦办、抓捕工作以雷霆之速展开。共有八个追捕小组，分别赶往河南、陕西、湖南、四川、山西、贵州等多个省份。截至 2003 年 5 月 13 日，涉嫌殴打孙志刚的十二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被抓获。
这距离孙志刚案首次被报道，不过十八天时间。距离孙家父子来到广州，已经过去四十四天。庆幸的是，大家坚持到了正义来临的时刻。

孙志刚为什么被收容遣送？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真相，令人胆寒。

晴天开摩托

2003 年 3 月 17 日，晚上十点，孙志刚离开出租屋，打算去网吧上网。二十多天前，他入职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职位是平面设计师。那时，孙志刚走在大街上，一定对未来充满期待。他曾打电话给孙禄松说，等一发工资就给家里寄钱。

可是，还没等到发工资，他突然就被警察叫住了。他们来自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街派出所。当天下午，天河分局刚给警察们开了动员大会：在广州市「两会」前夕，开展统一清查行动。这次「严打」的对象是「三无」人员。

什么是「三无」人员？

根据 1991 年发布的《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三无」指的是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具体到合法证件，指的是身份证、务工证和暂住证。

从那年以后，暂住证就竖起了一扇大门，它圈起来的利益是巨大的。在北京，打工人最早办理一个暂住证，需要一百八十元。在沈阳，以 2003 年为例，长期务工、经商的约有三十万人。按规定，每人每月要交暂住费四十元。


当年北京市的暂住证分为 A、B、C 三类。A 类证书（绿色），来京合法从事务工经商 5 年以上，对北京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人员以及在京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人员；C 类证书（红色），来京务工经商不满一年的人员；B 类证书（橙色），来京务工时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人员

总之，暂住证变成了打工人的刚需。拿着它，有时通往光明的都市，有时通往另一个黑箱一般的地方——收容站。

孙志刚才来广州二十多天，暂住证还没来得及办理。深夜出门，身份证也没有随身携带。旋即，他被警察带走，前往黄村街派出所。

从这时开始，孙志刚有过六次机会，他试图抓住一切，向外界求救。

第一次机会。当晚大约十一点左右，他获准给室友成先生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用手机打的。他请成先生「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一个小时后，成先生和另一个同事赶到派出所。他们看到派出所关了挺多人，人们不断地被保释出来。轮到他们了，警察却说：「这个人不行……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
成先生在派出所徘徊，忽然透过一个办案窗口，他看到了孙志刚。于是赶紧上前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

「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孙志刚也搞不清楚原因，但是承认确实跟警察顶过嘴。后来，孙志刚被警察叫走，去写材料。填写的各种材料中，包括《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孙志刚写道：「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黄村街派出所专区中队长叫李耀辉，34 岁，曾立过二等功，他是当晚的直接领导，负责甄别哪些是「三无人员」。

孙志刚有无合法证件？有，刚才成先生带来了身份证，暂住证也保证补办。可是，材料中写着「无有效证件」。
孙志刚有无固定住所？有，成先生就是他的室友。可是，材料中写着「无固定住所」。
孙志刚有无稳定收入？有，已入职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可是，材料中写着「无生活来源」。
最后，孙志刚变成了「三无」人员。
2003 年 3 月 18 日凌晨，民警罗侨安代替待遣所所长，签下「同意收容遣送」。这是一张死亡通知单，将孙志刚送到了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以下简称收容站）。


第二次机会。3 月 18 日上午十点，孙志刚到达收容站。在广州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志刚的来电，电话中，孙志刚说话很急，变得结结巴巴。
「我感觉孙志刚非常恐惧。」朋友回忆。他通知孙志刚的公司，请他们出面保人。达奇公司的一位员工赶到收容站，被对方以手续不全为由，拒绝了。


第三次机会。达奇公司的老板办好各种手续、各种证明孙志刚身份的文件，亲自来到收容站。收容站的员工说，要下班了，回去，等到第二天再来。
孙志刚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第二天，他迫切地想要离开这里。
在收容站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致如此恐惧？
「收容站是个黑箱，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的存在究竟对社会有何作用，没有人调查过这些。许多东西，即使现在也无从知晓。」不管是否心有不甘，陈峰的调查也只能作罢。
我们只知道，正规渠道已经穷尽，孙志刚越来越害怕。


第四次机会。时间已是当天晚上七点，他的心跳加快，感到头痛、心慌。
殷孝玲，收容站医务科医生。她接到报告，孙志刚自称患有心脏病。她去检查，发现孙志刚身体正常。但是孙志刚强烈要求住院，也许他认为自己会被送进正规医院治疗，那么他就有可能得救。
但万万没想到，收容遣送自有一套程序，孙志刚将被转移到的地方是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
在前往救治站的车上，司机方美德看到孙志刚，觉得他的精神状况很好。
如果孙志刚真的精神状况良好，那说明，他对即将坠入的深渊一无所知。

晴天开摩托

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原名「广州市精神病院」，此时叫「广州市脑科医院江村住院部」。大约半年多以前，住院部的一个角落被划分出来，由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指定为「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以下简称救治站）。

救治站的主要建筑是一栋三层小楼，楼里每个病房的门窗都用铁栅栏封了起来。救治站的工作人员，由各区区长、医生、护士、护工组成。其中护工的职责，最为匪夷所思。
说是护工，其实他们没有任何医护知识，他们真实的名称是「保安」。之所以改名，是因为雇佣保安需要向当地派出所交一笔钱，而以护工的名义，救治站就能省下这笔钱。
护工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
「第一是防止病人闹事和暴动，其次才是协助护士拿药、打针、派饭。」护工乔燕琴如此解释。
在救治站里，没有找到暴动的记录，倒是有一份「病人」死亡的统计：
救治站挂牌后的第三个月，死亡十六人；2002 年 11 月，死亡十五人；2002 年 12 月，死亡十五人；2003 年 1 月，截至当月 20 日，死亡十二人；在孙志刚进入救治站之前，也就是 2003 年 3 月 16 日到 3 月 19 日，四天时间，死亡三人——死因，两人病死，一人是因「头部挫伤，颅内出血」。
据说救治站有监控录像，但从未公布过。这些人死亡的真相，永远无从知晓了。
在城市宽阔的街道上，方美德载着车厢中「精神状况很好」的孙志刚，照常行驶着。在前方，一个如此黑暗的地方赫然矗立，孙志刚一无所觉。
2003 年 3 月 18 日晚上十点前后，他们到达救治站。
进入救治站以后，一股非常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孙志刚感觉越来越糟。他紧张、心慌、尿频、想呕吐，睡不着觉。他多次要求出院。救治站医生梅尚英，经诊断认为，孙志刚患有焦虑症。他给孙志刚开了两片安眠药，然后把他安排进了 201 室。他走进 201 室，发现里面关着十个精神病人。


第五次机会。2003 年 3 月 19 日，朋友们打电话去收容站，却被告知孙志刚已被转移到了救治站。朋友们去了救治站，想要见孙志刚一面。医生说，不能见，另外想保人的话，必须是孙志刚的亲属才行。朋友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整个白天，孙志刚和那些精神病人是如何度过的？有人说他挨了打，打他的人是「贵州人」和「大胡子」；有人说没人打他。
在精神病人中间，如果孙志刚有片刻的安宁，他是否会反复回想，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才被送到这种地方？
是不是因为身份证？假如带了身份证，他是不是就不会被民警带走？张明君会证明，他错了。张明君被带走时，身上不仅带着身份证，还带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和工作牌。
假如自己年纪小一点呢，是不是比较不容易被查？李文星会证明，他错了。李文星当时才 17 岁，未成年人，依然被送了进去。
假如自己晚上没出门呢，是不是就彻底安全了？李海婴会证明，他又错了。李海婴被抓走的时候，已经办过暂住证，而且他是从出租屋里被带走的。
以上张明君、李文星、李海婴，还有其他五个人（分别是钟辽国、周利伟、李龙生、韦延良、何家红），此刻正被关在 206 室。再过不到十个小时，孙志刚就会被扔进这些人当中。
最后一次机会了。晚上，救治站的「病人」罗小海要出院。孙志刚冲到铁窗前，对着来接罗小海的亲属大喊：「我叫孙志刚，达奇公司职工，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在里面挨打！」
结果呢？罗小海和亲人们离开救治站，踏进外面自由的世界。他们的背影越走越远，孙志刚的求救声消失在夜色中。
21 岁的山西籍大汉乔燕琴，是看守孙志刚的当班护工。因为孙志刚的喊叫声太吵，他被激怒了。
后来，乔燕琴供述道：「我自己一个人上去 201 房……我进去用右脚往孙志刚的小腹部踹了好几脚，又用右脚往他的肩膀和背部踹了好几脚。这时孙志刚便跪在地上，面向我求我不要打他。我当时没理他，又往他的肩部及背部踹了几脚。」
在救治站，病人们没有不害怕乔燕琴的。他霸道，脾气暴躁，是制定规矩的人。
「病人」何家红说：「你一进去，护工就让仓头打你一顿，这叫过仓规。之后又打你，问你是不是可以打电话让家属送钱过来，只要没让家属送钱来，护工就给你好看的。」
什么是仓头？什么是过仓规？大学没有教过孙志刚这些。
所谓仓，就是他被关进去的房间。救治站把这些房间叫作「仓」，就像仓库那样。如果病人们被转移，做记录的本子叫作《调仓登记簿》。
仓头，是护工定的。在 206 仓，仓头是李海婴。当然，刚进仓时，李海婴也挨过三次打，后来护工让李海婴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让朋友送钱过来。朋友请护工吃了顿饭，并且送了一百五十块钱，之后，李海婴就当上了仓头。
仓头从护工那里直接接收命令。当晚，乔燕琴就对李海婴授意，「孙志刚太闹，待会儿把他弄过来让你们玩玩。」
2003 年 3 月 20 日 0 时 30 分左右，是护工的交接班时间。乔燕琴早先已经和搭档乔志军说好了，要把孙志刚扔到 206 仓去。这时，另外两名护工吕二鹏、胡金艳也表示同意。孙志刚的命运，被他们敲定了。
在 206 仓，孙志刚面对着八个男人。他们都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乔燕琴下了指示，「给我狠狠地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反正打死也没事。」另一名护工吕二鹏也下了指示。然后，护工们回去一楼监控室，他们开始煮玉米，作为消夜。
凌晨 1 点左右，殴打开始了。李海婴安排何家红望风，其他人和他一起动手。
李海婴一阵拳打脚踢，孙志刚无力招架。他被李海婴按到地上，好让其他人方便动手。他们采用的手段有拳打、肘击、脚踩、脚跟砸，等等。未成年人李文星也跟着他们一起动手，没有心慈手软。不知过了多久，钟辽国把孙志刚拽起来，抵到墙角，用膝盖猛烈地撞击他。
恍惚中，这些人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是护工胡金艳。她口头上制止他们打人，然后就离开了。
乔燕琴跟了上来，他朝仓里的人挥舞着拳头，说：「别管她，继续打，打得还不够狠。」
乔燕琴走后，李海婴发话了，「打得保安不满意。保安交代的事不办好，大家都有麻烦。再打半个小时。」
李海婴发疯一般，第一个冲上前去，开始第二轮殴打，尽管孙志刚已经跪下求饶了。这一次，张明君也有些失控。他关进来的时间，只比孙志刚早三个小时而已！三个小时，把张明君变成了野兽。他居然跳到孙志刚的背上，不顾后果地殴打他。
在监控室，另一名当班护士曾伟林终于看不下去了。他和胡金艳一起，把孙志刚从 206 仓弄出来，调到 205 仓，和大约十五名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结束了吗？孙志刚抱着他的被子，走向 205 仓。殴打、疼痛、屈辱，都结束了吗？
据 206 仓的人说，他们很快又听到了「湖北」的惨叫声，叫声非常凄惨。真是讽刺！他们围殴面前的这个人，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仓头李海婴管他叫「湖北」，那是一个地名啊，没把他当成一个人！
凌晨 2 点左右，孙志刚求助护工。吕二鹏很不耐烦，他拿着塑胶警棍，穿过 205 仓的栅栏，用力地捅孙志刚的胸腹部。
终于，孙志刚不再「闹」了。
夜晚终于过去。3 月 20 日早上 9 时 50 分，江剑辉，救治站护士，发现孙志刚趴在床上无法动弹。他面色苍白，急促地呼吸着，双手指甲已经变成紫色。江剑辉粗略地查看了一下，在孙志刚的身体表面却看不到什么明显的伤痕。他叫人帮忙，把孙志刚抬到治疗室抢救。
10 时 10 分，区长彭红军、医生任浩强，共同给孙志刚实施抢救。任浩强看到，因为缺氧，孙志刚的手指已经全部变黑。大约十分钟之后，孙志刚死了。
彭红军让任浩强写下死因：猝死。

晴天开摩托

2003 年 6 月 5 日上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审理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李海婴等十二名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犯有故意伤害罪，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救治站工作人员彭红军等四人，被指控犯有玩忽职守罪，在白云区人民法院受审。黄村街派出所警察李耀辉、救治站副主任张耀辉等二人，被指控犯有玩忽职守罪，在天河区人民法院受审。

虽说是公开审理，但允许进入法庭的只有五家新闻单位，准许旁听三家法院庭审的只有五名记者。进入法庭前，他们需要通过重重检查，包括两次安检、五次验证。
检查到什么了？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王雷，在过第二次安检时，随身携带的微型录音笔被搜走。更不要提录像设备了，这些都是被禁止带入庭审现场的。
中央电视台的两名记者只能扛着机器，站在法院外面的马路上，对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说：「这里的法院不让进，我们就在这里向观众朋友做个介绍……」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孙志国扶着孙禄松走进法庭。当听到李海婴等人供述如何殴打孙志刚时，孙禄松再也坚持不住了，他号啕大哭：「我的儿子死得好惨啊！」
如此凄惨的死亡，换来了什么呢？
在媒体大规模报道之后，就有法学博士、法学专家注意到，罪恶的根源不仅在人，更在收容遣送制度本身。
于是，2003 年 5 月 14 日，许志永、俞江、滕彪三名法学博士，以公民的名义，将「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提了两点要求：一是废除收容，二是建立违宪审查渠道。
5 月 21 日，一批专家教授、知名学者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进行剖析。我国法学泰斗江平教授说：「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捍卫整个国家法律的尊严。」
5 月 23 日，五名法学专家，再次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明确要求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期望针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能够进入实质性的操作层面。
这些法律层面的努力，是孙禄松之前没有想到的，但是他理解法学专家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庭审结束的时候，孙禄松说：「志刚已经死了，希望我们国家再也不要出新的孙志刚了，希望我儿子这么一个血的惨案能推动法制建设，改变收容遣送现状，让更多有孩子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能够在家安心。」
很快，中央政府给出了回应。2003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从此以后，「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原则，取代强制收容遣送，公民的人身自由神圣不受侵犯。
这是胜利的一刻，属于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了庆祝，记者陈峰给自己点了份几十块钱的牛排。许志永欣喜若狂，他在日记本上大大地写下这几个字：我爱你，中国！
我们的国家在越变越好，孙志刚的家人们也开始过上新的生活。
一审判决出来了，乔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婴被判死缓，钟辽国被判无期，其他人的刑期从两年到十五年不等。三天以后，亲友们带着孙志刚的骨灰，返回湖北老家。他们是坐飞机回去的。孙禄松说，志刚生前说过，有钱了要让父亲坐飞机。他捧着儿子的骨灰，完成他生前的一个心愿。
在下飞机前，孙志国把真相告诉了母亲吴汉英。这个真相太残忍了，刹那间，吴汉英泪如雨下，失去力气，瘫软倒地。但真相，终究好过谎言。
他们回到家乡，给村里修了路——这依然是孙志刚的遗愿，帮 45 户村民安装了闭路电视，最后在黄冈市买了一座三层小楼。就这样，五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金，也就花得七七八八了。2006 年，孙志国和父亲把小楼装修好，「孙氏酒家」开业了。
前些年，孙禄松每天在店里工作十八个小时，春节也只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初二就开门营业。他想让自己累一点，想要忘记孙志刚之死造成的痛苦。后来，孙志国结婚，孙其心出生了。在和孙子玩耍时，孙禄松的脸上开始展现笑容。


孙志刚之墓，其父孙禄松 图源：《武汉晚报》 摄影记者邱焰


岁月流逝，人们会忘记孙志刚吗？
案子过去半年多，有一天，王雷在湖南省衡阳县采访。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民听到要拍照，赶忙进屋换了一件新衬衫，衬衫前面的图案是孙志刚的画像。
十年后的清明节，依然有一名叫张树华的湖北工程师，来孙志刚的墓前祭奠。
还有很多陌生人，来自天南海北，互不相识，却不约而同来他的墓前看一看。
这个墓园是孙禄松自己设计的。为了修建它，孙家人花了十二万元。孙志刚的墓志铭是全国人民替他写的。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还有打工人，其中也包括第一个采访本案的记者陈峰，纷纷把悼词或碑文传到网上。孙禄松认真挑选，将其中一些刻到了大理石墓碑上。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在墓碑的正面，最后一句话，如此总结孙志刚的人生：「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